商业成为腐败重灾区而堡垒将从内部攻破

天下熙熙,皆为利来,天下攘攘,皆为利往。商场是个重利场,冒险贪得不义之财,不是一个小概率。

当共享单车在国内乃至世界攻城略地之时,两大单车“战友”ofo和摩拜单车相继爆出内部贪腐传闻。

虎嗅网发布题为《ofo员工爆料内部大范围贪腐,他们都是如何薅平台羊毛的》文章称,ofo内部区域经理存在贪腐现象,每月通过虚报修车师傅套取公司资金数万到数十万元不等。

据知乎平台上的爆料,知乎摩拜单车“高管吃回扣”,称摩拜核心高管与车辆代工厂厂长共同贪腐上亿元。

无独有偶,此前外卖平台饿了么也爆出虚构“幽灵餐厅”,联合商家“刷单”,从中获得巨额回报,并营造出交易量持续大幅增长曲线。

根据刷单市场的“标准”,如“首单立减”所得的补贴,刷单者与商户按1:1 分成。也就是说,饿了么的“首单立减”补贴为20元,商户和刷单者则每单各自赚10元。

其实电商腐败早有先例,早在2012年《IT时代周刊》就报道了某宝腐败,其腐败链已经从以前的个人索贿发展到涉及技术人员、活动策划人员到客服人员全方位、跨部门、跨专业的团伙性作案。

小二利用手中掌握的刷信誉、删差评、搞活动的权力,除了直接收受利益,还与代理公司合伙分成、自己参股公司,或者干脆直接在某宝上卖假货大发其财。

不仅如此,“洋贿赂”也让人大跌眼镜,从2003年至今,沃尔玛、朗讯、百事可乐、西门子、德普、辉瑞制药、家乐福、IBM、摩根士丹利、爱尔康等涉及各行业的知名跨国企业无一“幸免”,腐败手段花样繁多。

葛兰素史克案更是揭开医药领域黑金利益链的冰山一角,一家并不知名的旅行社通过承接葛兰素史克的大小会议,作为其高管行贿受贿的“黑金池”,不从事其他任何业务,5年间业务量竟超过1亿元人民币。

从腐败高发的医药等传统领域,到新兴的互联网领域,商业腐败触目惊心,且有愈演愈烈之势。

腐败可以从三个维度简单定义,即违背规则的不义之财;腐败成风在于权力失去了制约;腐败危害、破坏社会正当性。

从腐败的简单定义来看,市场经济实现过程中的公司腐败与上述三个标准都是吻合的,其破坏性并不亚于官场腐败,只是由于“躲”在万众瞩目的官场腐败背后,更加缺乏制约,反倒愈发玩得风生水起。

这也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,个人或企业追寻突破常规的风险,以获得尽可能多的商业利益,几乎成了市场经济的幽灵,摄取破坏规则的不义之财,往往是敢冒风险的外延之一,为此,商业成为腐败新的主战场具有历史的逻辑性。

据公开数据显示,饿了么公开获得的融资数据已达20亿美元,通过烧钱补贴,刷单的方式营造出交易量持续大幅增长的曲线,打造出“迅速占领市场”的假象。

而投资人在投资企业时最看重的指标之一就是运营数据,“漂亮”的虚假交易数据对公司进行新一轮的成功融资大有裨益。

虽说官场与商场大不相同,但腐败的三个标准具有普适性,腐败的根源就在于权力失去制约,而腐败的程度与权力制约成负相关,权力愈是缺乏制约,腐败愈是横行肆虐。

据此来看,商业腐败与官场腐败的内在机理可以说如出一辙,放纵的权力必然导致放肆的腐败,这在各领域都已应验,并且跟随着产业经济的变化,以无孔不入之势四处蔓延渗透。

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的业态,本应浑身流着新鲜的血液,却因为无节制的权力而散发出某种腐朽的味道。

随着互联网经济所向披靡,互联网公司权力无穷大,而相应的权力制约却无穷地小,以至于随着这些公司的突然崛起,腐败也盘踞其中迅猛生长。

某宝小二因掌控着决定某宝店铺生死兴衰的资源,竟然由此衍生出一条腐败产业链。

同样,垄断权重大的公司,腐败也相对严重,如国药控股、中石油的贪腐案,接二连三的央企被采购环节的贪腐问题缠身,都是由于公司内部掌控相关权力的高管等人员可以仗权恣意妄为。

典型的如理财领域,此起彼伏的银行人员里外其手,私售理财产品损失客户钱财填满个人腰包,就暴露出银行对内部人员权力监管的真空;基金业老鼠仓频发,病症就在于基民如同国企职工,无一丝一毫的监控权;理财资金“失踪”事件。

其中的扑朔迷离折射的已不是个体对权力的投机钻营,而是基金与一般企业法人间的狼狈为奸,把贪腐“玩”到了更加让人防不胜防的“级别”。显然,贪腐无界限,哪里缺失权力的制约,哪里就是贪腐的温床。

没有规矩不成方圆,在市场化改革深化进入临界态的关键时期,上半场“收拾”官场腐败,下半场自然离不开对商业腐败的“修理”。

如果说官场腐败是从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等各个方面危及市场经济的“三公”(公开、公正、公平)原则,商业腐败则直接侵蚀商业社会的“三公”根基。

毕竟,一个完整健康的市场经济不可能建立在腐败的土壤上,任其发展下去势必会导致整个商业社会的失序和商业生态的恶化,真实的市场经济将不复存在。鉴此,随着官场腐败在反腐进程中从甚嚣尘上逐步走向消停,整治商业腐败也将很快提升日程。

堡垒总是从内部攻破。从市场经济发展趋势看,利润来自血汗味、腐败味,在商道上注定走不远。

企业存在的价值并不仅在于获取利润,还要“造富”自己所处的商业社会,靠“盘剥”和“腐蚀”自己所处的商业系统来获利,最终将把自己逼上绝路。

说得理论化一点,就是能够将企业价值与社会价值“捆绑”为一体的企业,才能够“得道者多助”,在社会的普遍认同中走得更远。

说得通俗化一点,就是符合美国一个企业家提出的“重孙辈法则”,即如果重孙辈仍敬重你,说明你的企业成长在超乎金钱的正道上(因为重孙辈更容易客观地看待你的成功),企业的存在因为有了社会意义才算得上成功。

显然,对于当下很多充溢着“土豪”味的中国企业来说,践行企业公民不是个虚无缥缈的事情,也不是一味的讲奉献,而是顺应时代格局变化的必选动作,用“重孙辈法则”来约束自己,褪去“土豪”味,涅槃重生。

不过,企业应对上述变化不可能仅仅通过认知或者思想的转变就可以兑现,公司制度的转变必不可少。

企业要制约自己的欲望,避免落入“人为财死鸟为食亡”的“圈套”,不“火中取栗”,公司制度同样地面临现代化的问题。

迪伊•霍克创建的VISA卡组织为企业制度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方案,该组织是高度吻合人性的公司组织,至少吻合了四项基本原则:成员间的组织必须是平等的;权力与功能必须是分布性的;组织治理是分散的;组织的可塑性强。

正因为如此,虽然很少有人感知到这个组织的存在,它却以无形的方式有序、高效地服务于全世界。

可以说VISA卡组织是公司制度的一个良好范式,但在各个领域,面对五花八门的商业反腐,这样的公司制度探索还远远不够。

把人性关在制度的笼子里,把腐败的苗子扼杀在萌芽状态,这才是真正的目标,而当下无论是司法还是公司,都要从制度层面为迎接反公司腐败的浪潮做好准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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